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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君子赋——中国写意花鸟画的演进与发展暨“四君子”题材的精神再造】 文|刘梓封 如果说山水画中停驻着的是士人的…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君子赋——中国写意花鸟画的演进与发展暨“四君子”题材的精神再造】

文|刘梓封

如果说山水画中停驻着的是士人的精神世界,那么花鸟画中则更多添了一层人文情怀。一种对理想世界投之寄望后,又复归到现实世界中关照自我的情感寄托。中国画中的花鸟,表面看来是为悦目之所需,却又并非仅行诸于愉目之所为,因此 “花非花”、“鸟非鸟”。这与西方具象写实化的艺术表现有本质不同,理性向外、感性向内的又多加了一层自我表达。当表现向内、表述向外的思考发生转换,由相而“象”的意象呈现即成为艺术表达的主体。删减繁复、抽取可作悦心喻意的内容并赋予新的解读,花鸟画的意象格局因此确立,进而成为具有价值导向的审美观,“四君子”这一建立在“规制化题材”范畴下的特定主题应运而生。

以“梅兰竹菊”为意象的“四君子”,与修身养性的文人志趣高度吻合,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人格追求也相称契合。在画者们或精工细巧、或酣畅淋漓的笔下,那迎风傲雪绽放姿颜的梅花,那深谷溪涧处泛着幽香的兰草,那石影交叠间摇曳风姿的修竹,还有那凌霜傲骨隐于篱下的菊花,文人式的精神向往与审美旨趣便寄望在那一枝一节、一花一叶里。或身处陋室、或居于华庭,院中所植、庭前相望的总该是这般景色才好。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宋 文同 墨竹图轴绢本70x11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宋 王岩叟 梅花图卷 纸本 19.3 x 112.9 cm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宋 徐禹功 雪梅图绢本 27 x159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宋扬无咎 四梅图卷 纸本 37.2x 358.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

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融合及“四君子”题材的演化

“入仕”与“出仕”,成了士人们的心结。避世隐遁并非明智之举,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境界与所要欲求的现实距离太远,故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仕宦阶层投之以中庸之道处身现实世界之中。这一思想意识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两种文化体系的进一步交融,花鸟画则成了这一文化思潮投射到艺术表现过程中的恰当载体。

宋、元时期,以梅、兰、竹、菊的独立形态出现的画作已有多见,在追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境界的同时,具有特定文人化旨趣象征意味的符号性表达被进一步强化。这种单独的以梅、兰、竹、菊为题的作品具有借物喻志的象征,同时更将词赋诗歌中的文学表达向绘画艺术表现进行转嫁,文化寓意的功用价值进一步显现。在扬无咎、徐禹功、赵孟頫、郑思肖、柯九思、倪云林、吴镇等人的留存作品中,水墨意象的表达愈加占据主体,一改宋院体细笔着色花鸟画中作为衬景的配角形象。这样的表达方式已带有儒家思想意识,又更像是“大隐于市”后的忘怀与寄情,用独立物象映照现实中的自我。而画面所呈现出的空灵意境与纯水墨着色为介的特征,则是于表现上回归道家思想,向一种极致化的艺术理念所进行的推演。

道家思想在艺术表现中逐渐退潮,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形态的主体架构,继而以“仁、义、礼、智、信”为本,强调个体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君子之风”逐渐成了士人们寄情艺术时设定的道德品行“量化标准”。这依然是一种向内与向外的位置互换,更是儒、道两种思想体系相互调和后在艺术表现上所进行的“取精去粕”。“四君子”本身所独有的自然美属性以一种人格化特征出现在画面之中,道德的情操与文化的内涵被注入其内,以寄托理想,实现自我价值观的人格追求。梅、兰、竹、菊所具有的“傲、幽、澹、逸”的品格与儒家思想所推行的社会教化相得益彰。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元郑思肖 墨兰图 纸本 25.7×42.4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元赵孟頫 竹石幽兰图卷 纸本 28×400cm 克利夫兰博物馆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元郭畀 雪竹图卷 纸本31.8×145.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元王冕 墨梅图 纸本 50.9 x 31.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元倪瓒 墨竹图 纸本 册页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元 倪瓒 梧竹秀石图 纸本 56x14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文人笔墨情趣化倾向

“四君子”成了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属性与意义的符号化总结。这即不悖于上层建筑对文化的制约,同时又具有了传达自我意志、舒放自我情感的媒介属性。当人格理想与文人情怀集于笔墨道理间,花鸟画创作的“文人化趋向”即已开启。

画家的职业化倾向与社会功用价值的体现,促使花鸟画向文人情趣化方向转变。明、清时期对于“四君子”题材的定位虽已明晰,但就该题材的创作而言反倒显出些泛善可陈。“士人文人画”与“士人阶层文人画”形成落差,前者的消退所带来的是绘画向世俗化发展,而于花鸟画四君子这类的题材来看,则更趋于市场功用价值的体现。

明代画家游戏笔墨的文人式寄情,显然不及宋元时期士人们所追求的个人意志化表现,作品中所应停驻的精神内涵被笔墨情趣所替代。这一时期的花鸟画作品已趋形式化,刻意的指向性意味凌驾于意象化的精神旨趣之上,格调由此降低。反倒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大写意花鸟,将中国画审美带入到另一个高度,中国花鸟画的表现形式向意象抽象化的道路上迈进。即便如此,“四君子”题材仍只是作为一种文人寄托式的附庸,并未能将这一特定主题加以放大。徐渭、陈淳,及至八大、石涛,在他们的画作中均多见对梅、兰、竹、菊的描写,但君子之思的形而上表达已被削弱,更多的则是在个性语言的舒张与题材表现上下足工夫。

扬州八怪的市场化传播,为“四君子”题材旁开一门,金农、罗聘、郑板桥、汪士慎等人均着墨于对“四君子”题材的描写与阐释。这种对单一题材的重点强化,使之成了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显性符号,并以回溯宋元向经典致敬的语气强调出一种新的文人画审美标准。表面看来这亦是对君子之德的赞颂,而实际上却仍是借题发挥、借以抒情。他们于笔墨表现上确实有所创造,但为了彰显个性而图求形式或才是出发点。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明王绂 竹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明 文征明 漪兰竹石图(局部) 纸本 29.8x 295.5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明陈淳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明徐渭 墨菊图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清八大山人 花鸟虫鱼图册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清石涛 花卉册十幀 梅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清弘仁 冷梅图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清金农 梅花图册页 纸本 25.4×29.8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清罗聘 梅花六段卷4 18.2×59.7 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近代思潮背景下的大写意花鸟画新格局与理论研究

明清之际所形成的大写意花鸟画格局,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这与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相契合,由具象而意象,继而抽象。在时代更迭的进程中,意识形态的转化与社会形态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清末民国时期,大写意花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社会化的审美功用价值得到了更大的体现。当画作的商品属性被广泛认可,画家在作品主题的选择上也更倾向于朝专业化路径而行。海上画派的赵之谦、虚谷、浦华、吴昌硕等人,在大写意花鸟画创作上均有所创新。或以金石线条入画,或标张个性独立语言,或以书法为易作画,文人笔墨情调式的表达减弱,技法与观念上的理论探索型艺术创作形态开始萌芽。之后涌现的如京津画派齐白石、陈师曾,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也都在写意花鸟画类型创作中独树一帜。

就大写意花鸟画的推动作用看,齐白石对艺术风格化的带动以及对独立的写意花鸟画形式语言的带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以教育家身份出现的潘天寿,则更是将写意花鸟画的精神性表达与笔墨语言的再造从理论研究的层面加以呈现。一改明、清两朝花鸟画只作世俗化审美或文人寄情式笔墨表达的旧格局,进而促使花鸟画的创作成为一个大的主流趋势。

“四君子”题材在这一时期也成了艺术家们纷纷取纳的最佳选题。或对传统儒家体脉高度认可后的精神传摹与再造,或对前朝文人意蕴所作的笔墨临拟,于构图法、结构法、设色法以及笔墨技法上都有新的总结与创造。尤其潘天寿在传统创新之路上所进行的探索与研究最值得称道,其在精神化意象表达与“四君子”所应有的君子气度等内在意识的外在表现上有大的突破。同时在他的作品中,写意花鸟画也被代入到一种具有“宏大叙事性”的场景之中。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赵之谦 花卉图 纸本 22.4X31.5cm 上海博物馆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吴昌硕 梅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吴昌硕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齐白石 工虫兰花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潘天寿 墨梅图

大写意花鸟画理论研究型创作时代的到来

学院体系的建立开启了绘画向专业理论化探索的新格局。创作上主题可以更加细分,一改旧传统在技法承袭上的狭隘以及风格上的地域化差异,在单独类型创作上更能有效地付诸于艺术探索与研究。张立辰先生作为新中国的第二代美术教育家,对写意花鸟画的接续与发展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巨大推动作用。他早年师承潘天寿先生,后又至中央美术学院任教,问道于李苦禅先生门下,因此他在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与教学理念上可谓汇集南北两大派系于一身。这种学院体系的专业背景,更促使他一意孤旨于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语境表达上,从而将这一类型的创作与探索向着更加纯粹的理论学科化发展。

现代性的表达与传统花鸟画的结合中必然有着巨大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更是一种新的挑战。北京作为中国的艺术重镇,更是汇集了一大批最具影响力的画家。在这种东西思想碰撞与南北流派通融的新思潮背景下,如何延伸与发展写意花鸟画便成了一批有所识见的艺术家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张立辰、郭石夫、陈平、郝邦义几位艺术家依托传统笔墨精神,承继写意花鸟画意旨,在纷繁芜杂的艺术流派中竖起一面大旗。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见不到西风东渐后的不土不洋,也见不到张扬个性后的纵肆狂邪,更看不到当代理念下的形式手段,而更多的是建立在这一题材基础上的对礼法规制的应有恪守,以及跨越传统藩篱后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修正与创新。

新时代的“精神物我”与花鸟画“四君子”的时代表征

花鸟画不单单只应传达人的精神,同时也应该是世间万物的精神、物象本我的精神。因此站在一个宇宙宏观的视角,以现代人的哲学观、价值观去审视花鸟题材的创作,道法自然与心之自然的结合才是当代花鸟画创作所应付诸的思考。因此,当我们从这一角度去探究当下写意花鸟画创作的风格朝向问题时,恰恰张立辰、郭石夫、陈平、郝邦义几位艺术家所构建起来的这样一个具有文化现象性意义的集群所呈现出的结果更具时代价值。

在他们的“四君子”主题作品中,梅、兰、竹、菊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借物寓意,而是跳开固有的文人式情怀与情调,以一种更加鲜活的物之本体精神以及具有时代表征的笔墨精神诠释出生命意义与人文内涵的双重价值,继而成为不见小我而成就大我的社会精神。生命的旺盛与勃发、自然的壮丽与伟大、人与万物间的精神契合以及笔墨所传达出的那种激昂向上。这是在前人作品中所无法领略到的感受,也是别于前人的时代表征。不可否认,对于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与发展而言,这已然是一个新的高度。

君子赋

参 展 作 品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张立辰 兰石 2001年作 55x55cm 麻纸 水墨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张立辰 梅雪共春 纵355厘米 横218厘米 宣纸 水墨 2006年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张立辰 霜华 89cmx49cm 宣纸 彩墨 2014年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张立辰 雪竹 纵136厘米 横68厘米 宣纸 水墨 1992年作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郭石夫 白梅 97x90cm 2002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郭石夫 秋高菊艳136x34cm 2005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郭石夫 梅竹同春 234x63cm 2008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郭石夫 梅竹同春 234x63cm 2008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陈平 君子之怀-梅 68×68cm 2013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陈平 君子之怀-兰180x70cm 2010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陈平 君子之怀-竹 68×68cm 2014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陈平 君子之怀-菊 68×68cm 2013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郝邦义 美墅拾得 34x68cm 2015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郝邦义 窗前竹影 72x45cm 2014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郝邦义 雪后 72x45cm 2017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郝邦义 罗浮月影 362x142cm 2015

中国画“四君子”题材的演进与发展

展览主题:君子赋—梅兰竹菊四人展

策展人:陈 平 刘梓封

主办单位:北京通州书画院、北京台湖国画院

承办单位:北京杏坛美术馆

展览地址:北京西城区南新华街15-3/杏坛美术馆

开幕时长:2017.12.30-14:30

展期:2017年12月30日-2018年01月03日

君子赋—对中国写意花鸟画的一次全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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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f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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